不少人以为,土生阿耿得空就这里指指,那里戳戳,肯定对当官没什么兴趣。其实,这百分之百是因为对我还不够了解而得出的错误判断。凭心而论,我的官瘾可不是一般得大。权力欲火一旦在心头点燃,那绝对是相当得烧身,每次都烤得我焦头烂额,神魂不知去向。严重的时候,即便派遣最棒的消防队员来急救,也无济于事,干瞪两眼。
记忆里,我好像从小就有这德性。刚入村里的小学时就被指定为班长,并且是正职。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上课时喊“起立”,等老师示意后再喊“坐下”。那种一声令下全体同学都听我指挥的感觉,简直妙极了。更有劲的是,一天的课上下来我要喊好几次,权力的行使频率还算非常高的。除此而外,我还主管班级教室的钥匙,通常我第一个到校开门,很有满足感地等待其他同学的到来。后来,我越来越意识到,没有我开门他们是进不去教室的。于是,我进一步在权术的运作上做了些手脚。大致思路是这样的: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得提早来学校了,而是等其他同学到的差不多了,我再慢腾腾地来开门。最恶心的一次是,我自以为来迟了,结果到学校后发现我竟然是第一个,此时此刻,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,教室的门,我到底是开还是不开?思来想去,为了彰显我的那份权力,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,先到学校后面一个未拆除的狗窝里藏起来,等同学都来了,我再装作从家里赶来,然后不紧不慢地把教室们打开。这个思路贯彻下来,那种一权在握的快感,真是任何快感都无法相比的。毫不隐瞒地说,每次放学回家,我都是带着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踏进家门的,一路走来,真的好爽。
后来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记得那时正是寒冬腊月,天是要了命得冷。毕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全球还没变得像今天这么暖和。因为我掌管教室钥匙而总是迟到,大冷天的,同学们在外面挨冻活受罪,有好事者就向老师打报告,说我每次故意迟到,存心叫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守候我的突然出现。于是,老师就作出新的任命决定,由另外一个高个子男生担任正职,我则从正职的岗位上退下来,做副班长。领导班子这么一调整,我确实有些伤感,觉得做人好失败。试想,正职不让我干了,屈居一个小小的副职,就等于降级了,我能不失落吗,我!但是,千万别小看我,我当时可是很会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。因为副班长有好几个,印象中老师在宣布任命时专门传达了一个精神,重点叫我协助正班长负责班级事务管理,并且我还主抓班里的学习、纪律等日常工作。幼小的我,就敏感地认为自己在几个副班长中是最重要的。现在想来,老师那时候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我干常务副班长,如果写班子会议纪要时,我的名字应该排在所有副班长中的第一位。咱就明说吧,那时我是班上的二把手。经过心理上的这么一调节,我就不再感到特别失落,掌权的成就感也依然未减。
小学低年级时代的我,傻而不笨、愚而不拙,学习成绩还是相当突出的。学优则仕,我干了半年副职后又当上了正职,重新找回了当初刚入学时的那种最佳感觉。村里的教学条件差,几个年级就一个老师,堆在一个大教室里上复式班。加之那时的民办教师工资待遇实在差得可怜,太阳早就升得老高了,但老师或许还在家里睡觉,而我们那群孩子天还不亮就去学校早读了。后来老师想了一个办法,就安排我在他到校之前负责教同学们读生字。这个办法,我看行。于是,我每天早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,就把生字抄在黑板上,按照汉语拼音的指示,教全班同学朗读。有哪个同学不听话,我就手持教杆,在讲台上用力敲打,威风得够可以。这个权力可大了,简直是超越了我这个班长的职权范围,分担了老师的部分权力。现在想来,当时的这种权力运作模态,就好比是现在的地方权力过大而危及到中央权威一样。
在村里读小学只能到三年级,从四年级开始就要到外村的联小读书了。但我的权力欲望没有因为成了“外来户”而有丝毫减弱,恰恰相反,我越发觉得应该继续当官。毕竟,联小的学生多,当个一官半职的,管理的对象也就多了。根据我那时幼小而朴素的权力观,管理对象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基本上成正比。所以,在我所在的四年级二班竞选时,我也积极报名参选,当时信奉“结果不重要,重在掺和”的原则,官不当白不当。记得当时老师决定正班长的标准就是谁喊“起立”、“坐下”的声音响亮,而我从小性格温柔内向,尤其在陌生环境下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来,所以在轮流试喊时,我很女性化地走完了这道程序。结果,名落孙山、彻底完蛋。老师看我呆头呆脑,肯定属于只知道埋头学习而不会玩的那种孩子,就决定叫我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。班长没当上,这咋整?面对权力,我又进入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心理调节,很自信地认为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尽管没有班长叫起来好听,但比起劳动委员、卫生委员等职务来,学习委员技术含量更高,总会更体面一点吧?想到这里,满足感又上来了,于是就将就着干了。学习委员主要负责收发老师布置的作业,每次可以命令同学何时把作业交到我这里,觉得权力也挺大的。
在官场上混是可以锻炼人的,也可以改变人的。担任学习委员这一重要职务,甚至比班长接触老师的机会都要多,因为每天都有各门课的大量作业,来回跑老师办公室的次数就比较多。日积月累,我性格逐渐变得外向了。而那个班长虽然在竞选试喊时声音比我响亮,但在此后的执政期间还是很羞涩的。有一次数学老师来上课了,他竟然喊不出“起立”,紧张得哭了。当时我就有点幸灾乐祸,觉得我的好机会要降临了。自古以来,在官场上混也要讲究官运的。那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,准备替换班长,拟任命我来担当这个绝对一把手的职务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二话没说,脸不红、心不跳,一点都不谦虚地答应了下来。当时我本能地意识到,我终于升了!我还在父母面前夸我班主任的眼光好,能够辨别真伪,发现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。
班长的职务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。考上初中,到乡里(镇上)去读了。学生来自全乡各地,比以前更多了。初中一开始任命班干部大致是按照入学成绩排名操作的,而我由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,工作繁忙、任务繁重、公事繁琐、关系繁杂,荒废了学业,初中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很理想。这么说来,我啥官都没捞得上,我也有生以来彻底体味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人生失落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行使权力,作威作福,风光无限。每次放假回家,那些官员都捧着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等奖状向父母报喜,我却只能和大多数平民学生一样,背一个破书包扫兴回家,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初一的下学期被评上了优秀少先队员,听说还是因为我年龄小、个头小而被学生推举上来的。上台领奖的那一时刻,我真有点不情愿,仿佛自己是班上的一个缺陷产品似的。
此后的读书生涯中,从高中到大学,从大学到研究生,我都没有机会担任任何领导职务。考上高中,到县城去读书,面对的是全县各地同学,班内职务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了,失落感比初中时进一步加剧;考上大学,面对的是全省各地同学,任凭我在高考报名档案上再怎么吹牛乱填,可是入学宣布临时班委时也没有我的份,我离权力越来越远了;考上研究生,面对的是全国各地同学,我左思右想、前打量后琢磨,周围的同学都很优秀,我在研究生群体中竟然是最落后的。这么看来,除非当时实行普及或者轮流班干部制度,否则,猴年马月也轮不到我当官。突然间,我对掌权的梦想似乎彻底绝望。实在憋坏了,要想体验一下权力的感觉,只能努力地掀开尘封多年的儿时记忆。
可以说,我不当官已经很久了。前几年和家里人闲聊时,我出于好奇,问父亲为什么我一进村里的小学时就当上了班长,他老人家的回答真是叫我好一个失望,好伤心好伤心。父亲说那是因为他和我的老师是好朋友,整天泡在一起就着花生米喝酒、猜拳。天哪,我那才知道叫我曾经痴迷的官位不是来自老师的信任,不是来自同学的推举,不是来自我个人的能耐,而是来自酒和花生米!当时真想朝着父母痛骂一顿、痛哭一场,儿时的那个破官,不当也罢。酒水里泡出来的官,即便是一把手又能怎样?充其量不就是一个官场交易的客体吗?
话虽这样说,可是我毕竟风光过。尝到当官的甜头后,即使在我不当官的那些日子里,我也天天梦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弄个官来当一当。权力与权利,尽管只有一字之差,却有千里之别,万不可同日而语。虽说我当官的年限只有四五年,相对于一生来说似乎是短暂的一瞬间,但谁都别想欺负我阅历浅,我可是对权力的魅力和魔力有着清醒而不乏深刻的认识。虽说我当官时从不以权谋私,从不借机与女生早恋,从不欺上瞒下,从不寻思着怎么巴结上手、打压对手、整治下手,但我却耳闻目睹过有些班级的干部做过的五花八门的“好事”。只要脸皮不是薄如蝉翼,只要心肝不是软于海绵,掌握权力还是能够相当体现人生价值的。如果说,权利主要是权力者为了更畅通地行使权力而打出的一道特价菜,那么,权力就是权力者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权利而乘坐的一架直升机。在专制社会或者人治社会,权力是压倒一切的,地位至高无上,掌权者会竭尽全力地滥用权力,防止过期作废。而权利几乎是虚无缥缈的,即便冠冕堂皇地挂在我们眼皮底下,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华丽的摆设;在民主社会或者法治社会,权力会受到正当规则的有效制约,而权利也会被掌权者所关注,公权侵害私权的现象不会特别嚣张。但无论是在什么社会环境,权力的本质不会因为姓“人”还是“法”、姓“君”还是姓“民”而有所改变。
长期遗留下来的人治社会的权力运行模态,对人的观念、思想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。权力主导性社会带来的是严重的“官本位”思想,权力成为众人向往的稀贵珍宝。历史上,不论是多么清高的大文豪、多么富有的大地主,还是多么卑微的小商贩、多么贫贱的小草民,几乎都会对权力有着近于天生的崇拜。即便有人怀才不遇,官场受挫,吟诗作讽,也丝毫不能作为说明他们厌恶权力的最佳注释,相反正说明了这些“仁人志士”、“文人骚客”其实对权力也很在乎。我不是圣人,也不是神仙,所以我不能免俗。在权力面前,我也难以禁得住诱惑。假如我硬说自己不想当官,打死我也不信。这种言不由衷的话,也许会骗得了少数的他人,但绝不会骗得了最清楚自己的自己。至少就目前来说,我还无法达到一个彻底扫除心存已久的权力欲望的境界。既然如此,我又何必违反个体人性、自欺欺人,硬要表现出一副清高或者一份虚伪,不去勇于承认自己的这一原生性欲望呢?事实上,想当官、想掌权并不一定是坏事;想当官、想掌权与学术研究也并非天然的敌人。有人把是否为真正学者的判断标准想当然地定格于是否愿意从政,演绎出了“想当官的就不是纯粹学者,不想当官的才是纯粹学者”的检测逻辑。说实在的,对这种偏颇的简单定论,我并不苟同,关键是要看当事者想当什么样的官,想掌什么样的权,想从什么样的政。所以,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,在我所有的文章中,我尽管从来没有透露过我想当官,但我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不想当官。官场上的一些是非和风雨,我也曾经写过一些文字,在蜻蜓点水式的层次上发出了我的独立声音,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讨厌当官,更不能由此认为我有仇官情绪。
老实说,我也不是完全不具备当官的那块料。论文风,我的小作多以泼辣见长,可是,粗略统计下来,这种文风占据我全部作品的比例还不到一半;论性情,我的小肚又似乎容不下一粒沙子,可是,大致评估下来,我自认为还是很宽宏大量的;论格调,我似乎又常常被人指责为哗众取宠、高调为人,可是,仔细观察下来,我在绝大部分时间又是在保持低调,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《其实我很低调》的网文。况且,我向来以为,人只要不是僵尸一具,总会具有或多或少的可塑性。就拿我来说,给我黄河我可能泛滥,但给我阳光我也会灿烂。所以,在当官的问题上,我的智商、情商测试不可能为零。可以较为肯定的说,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。
然而,话又说回来,当官并不容易。人人可以都想当官,但又并非人人都能当官、当得了好官。尽管我刚才自吹自擂了一番,但这丝毫不会意味着我就能够胜任当官。尤其是我只有担任小学班长职务的当官经验,怎么说也无法成为我进入官场的兜售阅历和取胜法宝。更何况我说的想当官,不是指专门欺负人的非常权力模式,而是要真正尊重权力、依法运用权力的正当权力模式。假如以此健康或者正当的权力模式作为我当官的理想追求,至少从目前来看,可以说我几乎不具备任何能力。当然,要是在一种非常权力模式的官场环境中,我倒有可能胜任,因为一个人往好处走不大容易,但要学坏却可以在一夜之间。我从不否认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坏蛋,也自信只要给我一个杠杆,我也会如同时下有些腐败官员那样,恨不得把整个地球撬翻。可是,这种官职,尽管有能力去当,但以我耿直较真的个性,我宁愿挖个粪坑把自己活埋,也不愿去无耻地骑在人民头上方便。
这么一说,头绪就比较明朗了。我想当的官,我想掌的权,乐观的估计,很可能会在百年之后。当然,我也更渴望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加速前行,提早进入适合我当官的个性化环境。尽管如此,我在文章结尾时还是想对曾经或者正在误读我的朋友提醒一句:权力的魅力真的无限,“陪你走过一段,七情六欲全都品尝;爱你的苦不要你扛,泪不要你挡”。别以为兄弟我不想当官,其实我的官瘾或许比谁都大。
2006年12月25日凌晨于上海